宝鸡，这片被《诗经》盛赞为“周原膴膴，堇荼如饴”的沃土，是周文化的发祥地。3000多年前，周人在此肇基兴业，历经数代经营，完成了从部落联盟到王朝崛起的跨越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自先周起，周人在长期实践中，立足自身农耕文明根基，深刻反思商王朝治理的得失，逐步摆脱了神权政治的依赖，并逐步形成了人本思想。这一突破奠定了华夏文明的精神基调，成为中华文明基因独有的特质，影响后世至今，在人类治理文明演进史上形成了独特的东方智慧。
人本思想的萌芽
商人将鬼神奉为世间最高主宰。商王与贵族凡事必卜，小到出行狩猎、大到战争祭祀，皆须以占卜征询鬼神之意。为取悦神灵与先祖，商王朝盛行规模宏大的祭祀活动，大量牲畜成为祭品，殷墟甲骨文中甚至有上千条人祭记录，大量奴隶、战俘甚至贵族被当作祭品，人殉、人祭之风盛行，在这种“重神轻人”的神权逻辑下，人的价值被漠视，人的主体性被消解。
展开剩余82%周人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载，周人始祖“弃”在尧时被举为农师，弃之后，其子不窋等子孙世袭职位，执掌全国农业。农官经历让周人形成重农传统，这种与土地紧密相依的生产生活模式，成为其社会治理理念萌芽的土壤。农耕需要把握节气、土壤、水利等自然规律，春种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的农事节律容不得虚妄臆测。在日复一日的农耕实践中，周人逐渐形成了关注现实、注重实效的务实精神，人的主体性意识开始悄然觉醒。
古公亶父时期，周人自豳迁岐后，面对变乱交织的时局和新的环境，开始进行新的思考。《宝鸡市志》记载，古公亶父率族迁徙后，“发展农耕，种植百谷，地尽其利，民乐其业”，将发展生产、保障民生作为部族存续的核心内容。同时，他修筑城墙、建立都城与宫室宗庙，设立司徒、司马等职官，初步构建起部族管理体系，展现出主动规划社会秩序的治理自觉。这一时期，周人虽未完全脱离早期宗教观念，但已明确将重心从“事鬼神”转向“治人事”。
周人先祖在农耕实践和社会生活中，逐渐孕育了朴素的道德风尚。太伯、仲雍为让贤于季历，远赴吴地断发文身，以牺牲个人利益成全部族发展，成为早期“仁、义、礼、让”的典范。这种重视人伦秩序、崇尚德行的氛围，为后续治理理念的发展埋下伏笔。此时的周人尚未形成系统的治理体系，但从关注农事生产到构建初步管理架构，从崇尚礼让德行到重视民生福祉，都彰显出人文意识的萌芽，为摆脱神权束缚迈出了关键第一步。
人本思想的发展
商王朝尊天敬神，将天命视为永恒专属，凭借神权赋予的权威肆意妄为。商纣王时期，暴虐无道的统治达到顶峰。对内横征暴敛、滥用民力，修筑鹿台、酒池肉林，以严刑峻法镇压民众；对外频繁征伐，致使民不聊生、怨声载道。商人坚信“我生不有命在天”，认为天命在商，即便荒淫无道也能维系统治，这种将神权凌驾于民意之上的治理逻辑，最终导致民心离散、众叛亲离。
在季历与文王治岐时期，周人目睹商王朝的衰败，开始深入思考天意与民意的关系：商王尊天却失民，可见天意并非一成不变。由此，周人提出“天命靡常，惟德是辅”的思想，明确了“以德配天”的价值导向——天命的归属取决于统治者是否践行德行、是否顺应民心。这一思想彻底打破了商人将国运寄托于鬼神的认知，从根本上提升了人的主体地位，为周人完善自身治理体系指明了方向。因此，在季历与文王时期，周人在继承古公亶父务实精神的基础上，反思商王朝的治理弊端，将“德”作为治理核心，其治理理念从朴素风尚向系统规范演进，人本思想进入快速发展阶段。
这一时期，尤其是在文王治岐阶段，周人通过德治实践拓展治理维度。经济上，针对商王朝赋税繁重的弊端，推行“九一而助”的轻赋政策，激发生产积极性；商贸上，实行“关市讥而不征”的宽松政策，摒弃商人对商贸的严苛管控，促进商品流通与经济繁荣；社会伦理上，提倡“笃仁、敬老、慈少”，规范婚嫁丧祭之仪，明确长幼尊卑之序，以教化替代商王朝的严刑峻法。史载西岐“耕者皆让畔，民俗皆让长”，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，与商王朝后期统治下的民怨沸腾形成鲜明对比。
这一阶段，周人对人才的重视也缘于对商朝暴政的反思。商王朝重用奸佞、疏远贤才，而文王“礼下贤者，日中不暇食以待士”，广纳天下贤才，姜子牙自渭水之滨入仕西岐的佳话，成为周人礼贤下士的象征。同时，周人接纳羌人等多个部落，对归附者保留其习俗、平等相待。这种以德行凝聚人心、以教化规范秩序、以反思完善治理的方式，使周人从弱小方国迅速发展为实力强大的诸侯国，也让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。武王即位后，在孟津会盟诸侯，八百诸侯赶来共商伐纣大计，正是周人重人顺民的人本理念凝聚四方的体现。公元前1046年，武王伐纣，牧野之战中商军阵前倒戈，周人一举灭商。这场改朝换代的战争，本质是两种不同的思想理念的较量。
人本思想的成熟
商朝灭亡后，周人面对的是商遗留下来的残局，加之“三监之乱”很快爆发，周人意识到，需要从理念到实践全方位重建秩序。周公姬旦结合周人百年治岐经验，并吸取商朝亡国的历史教训，完成了“制礼作乐”的文化创举，标志着周人社会治理理念进入成熟阶段。这套宗法、分封、礼乐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，较为彻底地摆脱了神权政治的束缚，将人本思想确定为制度规范，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内容。
周礼以血缘为纽带，涵盖吉礼、凶礼、军礼、宾礼、嘉礼五大类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构建起层级分明的社会秩序。从君臣相处到家族伦理，从祭祀仪式到日常交往，都有明确的礼仪规范。乐与礼相辅相成，周公作《大武》等乐舞，以音律调和人心，使等级秩序与道德规范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认同。“礼者，天地之序也；乐者，天地之和也”，礼乐结合既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，又促进了人际关系的和谐。分封制则成为周人治理理念的传播载体，周王将土地分封给同姓子弟、异姓功臣及先代贵族，这些受封诸侯需要严格遵循周礼规范，在封地内推行周的治理模式。在不断推广的过程中，“郁郁乎文哉”的礼乐气象，在整个西周王朝蔚然成风。
在治理实践中，周人将人本思想推向新高度。灭商后，周人摒弃商王朝的高压统治，采取包容政策，安置殷商遗民，融合不同族群文化。对于归附的异族贵族，周人量才任用：殷商贵族微氏家族迁到周原后，世代担任史官，传承文化；裘卫等异姓贵族获封采邑，建功立业。这种兼容并蓄的治理方式，不仅巩固了统治，更促进了华夏民族的初步形成。
周人以“小邦周”灭“大邑商”的历史奇迹，本质上是人本思想对神权政治的胜利。这一治理理念被后世秦、汉等王朝继承发展，使“以人为本”成为华夏文化一脉相承的特质。
回望人类文明史，在古埃及，法老被奉为神的化身；古巴比伦的《汉谟拉比法典》充斥着神权色彩；古印度的种姓制度与婆罗门教绑定，主导着整个社会。这些文明都深陷神权泥潭，最终或衰亡或失去活力。即便进入现代社会，众多国家仍未完全摆脱神权的笼罩，神权对世俗治理的干预、对个体权利的束缚依然存在。而在3000多年前的中国，周人从农耕务实到德治教化，再到礼乐制度，就已经逐步走出对神权的迷信，将“以人为本”的思想确立为王朝立政的根本准则。这一特质，让中华文明具备了强大生命力与包容性，数千年绵延不绝。
如今，宝鸡周原的凤雏遗址、周公庙以及众多青铜铭文，仍在诉说着这场人文觉醒的辉煌，而周人留下的精神财富，也成为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独特基因标识，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东方范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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